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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南京路说到南京城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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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列是二十部摩托车领路,随着便是市政府的军乐队,工部局[2]的军乐队,最后是数不完(听说是四百部)的汽车,装着花圈,插着郭府的旗子,一部一部比手车还慢的在大马路上走过,马路两边是人山人海的挤在那儿看——看郭标出殡!
“郭标盖过黄楚九了。”
“远不及盛宣怀!
盛宣怀那次出丧,轰动了几百万人,在上海总算是空前绝后。”
街上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在那儿闲谈。
我走不过街。
我有要紧事,被郭标挡住了。
死郭标竟有这么大的力量阻我去路!
路走不通便站在那儿呆想:市政府的军乐队为什么不鼓舞国人抗敌,却在这里为一个公司老板送殡?四百部汽车和汽车用的油如果归马占山指挥,该要发生多大影响?旧式出殡虽然不好,倒给了穷人们一些机会赚口饭吃。
摩登出殡却空废煤油,徒损国力,连叫花子也得不着一些好处。
这是谁的罪过?郭标是已经死了,总不是郭标有遗嘱一定要这样干吧?有人说,出殡纯粹是做给人看的,卖弄一家的财富威风。
我要问:如果没有看戏的人,哪有做戏的人?这不是我们大家的罪过吗?
我从“死人当路”
慢慢的联想到“病人当国”
。
政府是一部机器。
机器上有一个螺丝钉上锈了,就得立刻换一个,否则难免全部崩溃之危险。
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三人中就有两位是害病。
汪先生[3]因病辞职,如果是真的生病,却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。
害病而不辞职,勉强病人就职,都是绝大的错误(又不生病,又不就职,又不辞职,当然也是一种错误)。
允许这种错误之存在是中国人民公共之错误。
前数日国府委员多数出京,使重要公事堆积不能处理的有九十余件之多,便是勉强病人负责一念之差所使。
我在大马路等了一个多钟头,最后吟得一首四言小诗:
死人当路,
病人当国;
路走不通,
国将不国?
我写这首小诗,不咎既往,区区之意,只希望国人从此不再允许“死人当路”
,不再勉强“病人当国”
。
[1]本篇原载1932年1月18—19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[2]1840年鸦片战争后,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、天津等地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,是帝国主义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。
文中是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。
[3]指汪精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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